三十多年前，出生于甘肃天水的作家陈继明华盛配资萌生了一个念头——要把古代民族吐谷浑的故事写进小说里。不过，这个想法要到多年后才得以实现。此时华盛配资，陈继明已在广东珠海生活多年，在创作完广受赞誉的《平安批》之后，他准备把目光转回到西域，写一部敦煌题材的作品。
“关于敦煌，最难处理的就是虚与实的关系，实体与象征的关系。书写敦煌，是需要做大功课的。”陈继明没有走捷径，而是老老实实阅读了两百多本关于敦煌的书籍以及大量史料。
早在创作之初，陈继明就明确定下了两个“不写”和两个“要写”。他不直接写藏经洞的故事，也不把敦煌当作图腾来写。两个“要写”，则是要写人和动物。在陈继明看来，敦煌是人的世界，是人照亮了敦煌，而不是相反。而马、骆驼等动物在他笔下，也不再是人类的工具，它们成为小说的重要角色，与人“平起平坐”。
《敦煌》。
历经漫长的创作与修改，长篇小说《敦煌》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。小说以初唐时期为时间背景，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为主人公，书写凡人开窟、宫廷画师造像的故事，以瓜州、沙州为空间背景，书写吐谷浑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，勾勒出一幅万物有灵、人神会聚、爱恨交融的敦煌画像。
“《敦煌》故事好看，人物鲜活。它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叙述语调。”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表示，该书最能打动他的地方，就是把唐代生活写成当代生活，靠非凡的想象力把读者带到距离现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空间里。在他看来，《敦煌》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具有大气象、大格局的作品，正是因为作家拥有深刻的文明思考。
面对大的历史题材，要成为半个行家
南方+：敦煌是中国最大的文化IP之一，从艺术、历史等角度解读的作品非常多。你书写的初衷是什么，想写一部怎样的《敦煌》？在你的文学生涯中，《敦煌》占据怎样的分量？
陈继明：我在写小说时会有自己的兴趣，那就是进入复杂难言的世俗世界，去表达无法归纳的东西。作者并不是因为先有主题，先有结论，才选择用一个故事去图解，实际情况可能往往与之相反。
在我看来，作者可以说是一个探险家，当写作开始时，探险就开始了。如果作品还没有到写完的那一刻，其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什么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小说理念写《敦煌》的。
华盛配资
陈继明。
到目前为止，《敦煌》是我写过的最为丰厚的一部长篇小说。或者说，《敦煌》是我最有原创性、发挥最为充分的一部小说。
南方+：作为世界级的文化遗存，敦煌是一个很大的题材。面对这么大的题材，有没有感受到某种压力？写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较难处理？
陈继明：的确有压力。这样一个题材，是需要做大功课的。首先是熟悉它，差不多要让自己成为半个行家，在某些方面甚至要超过行家。
比如，关于开窟画像的具体技术，有没有工作捷径，主画师和协助者是如何合作等知识，都需要逐一了解。我至少看了两百多本有关敦煌的书，做了不少笔记。
在文学创作中，压力也是动力，压力有可能激发出作者的更多潜力。在实际写作的进程中，作者自身随时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。
对我来说，最难处理的还是分寸感。文本的理想状态应该是——不一意孤行，不一刀制胜，不简化，不代言，让一切处在一种富有分寸感的隐秘关系中。
南方+：在《敦煌》中，形形色色的动物，西域的飞沙走石，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个性，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西域气息。你的成长背景是在西北，个人审美在《敦煌》写作中是否体现得非常明显？
陈继明：在敦煌壁画中，动物是很常见的，只不过人们往往只看见了神和人，而忽略了动物。再加上《敦煌》写的是一个发生在大西北的故事，在那里，动物和人相比，更可能成为主体。
之前人们写敦煌题材的小说，笔下除了神和人，还是神和人。这显然是不完整的。所以，我决定在此书中恢复动物的位置，它们不再作为人类的工具，而是作为人类的伴侣，作为一种与人类相似的角色。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，我特意在鸣沙山的背面安排了一窝狼，让狼的故事始终延续在小说中。
陈继明。
我是西北人，拥有丰富的西北生活经验。我想，在旷天野地里生活的西北人，身上的原始性会更多一些，是他们，让这部小说多了一些雄浑的气质。
与此同时，我也很注意挖掘他们身上细腻微妙的一面。这两部分合起来，大概就呈现了这部小说的总体风格。
平衡史料和小说叙事，是作家的基本功
南方+：你选择从画师祁希的故事进入敦煌的历史，但目的并不在于写一部纯粹的历史小说。你希望小说更多呈现敦煌的历史感，还是大历史中的个体？
陈继明：我并不想把《敦煌》写成历史小说，其中有复杂的考虑。在我印象里，历史小说主要书写大人物，重点着墨于宫廷斗争和政治博弈，它们大多是单向的，线性的。
历史小说的作者，大部分是历史的“知者”，这些并不符合我创作小说的理念。我要写的，是一部具有当代小说理念的长篇小说，我只不过是把人物放在了唐代而已。
“千佛洞里人语响”长篇小说《敦煌》发布会。
实际上，我主要也在写历史中的小人物，关心小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。正所谓“礼失求诸野”，这个“野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小人物。
南方+：为了写《敦煌》，你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和准备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史料多，也可能会对文学创作造成一定影响。你如何在史料和小说叙事中找到平衡？
陈继明：史料多不是坏事，至少对我没有形成负面影响。我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想从史料中获得什么。我只是按需所取，抱着对小说的猜想来阅读资料。
我始终保留着想象的位置。一部小说的重要部分，还是想象。凭空起楼，倒是确保了小说能够成为小说。所以，掌握平衡是技术问题，它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，早在看资料的阶段就需要注意了。
南方+：《敦煌》写了历史上的吐谷浑人，他们和当代人慕思明之间，有一种精神血脉上的隐秘关联，既有共性，又有差异。你如何在小说中表达时间对于历史演进的作用？
陈继明：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基本命题，时间消弭了很多东西，也催生了很多东西。敦煌本身也是时间的产物。
我在小说中讲到，历史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叙事过程。战乱与死伤之后，出现了佛教的兴起。这两者可能是叙事的结果，而历史叙事仍然在进行中，它有时候是洪流，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。
所以这种叙事是需要警惕的，警惕什么？人类的自主性有可能会丢失。人类这种存在，有可能被误写，被历史、文化、宗教或任何大于人的东西误写。
南方+：你在广东工作和生活多年，写出了《平安批》这样被广泛肯定的作品，这次推出《敦煌》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会有什么不同感受吗？
陈继明：我喜欢接受挑战。写《平安批》和《敦煌》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，后者更得心应手一些，毕竟生活的肌理和人物的肌理是我个人经验中早就有了的。
《平安批》。
写《平安批》时，我在深入生活的一年中，主要用功的正是生活经验这一部分。因此，不少潮汕读者认为，我写得很地道，把潮汕的各种滋味都写出来了。
在我看来，人情不相远，人与人的区别，尤其是内心的区别并不大。或许没有人知道，《平安批》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其实来自我的老家，我只需要在写的时候做一些技术性的改变和补充就可以了。小说写的是人，基于这个理念，我对写陌生题材充满信心。
采写：南方+记者 戴雪晴 刘炜茗
图片：受访者提供华盛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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